CAR-T时代，大B细胞淋巴瘤早期复发仍需更警惕：396例患者真实世界数据解读
近日，在《Blood Immunology & Cellular Therapy》期刊，公布了原发难治性和早期复发的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在CD19 CAR-T时代的预后仍然较差[1]。
过去十年来，复发或难治性（R/R）大B细胞淋巴瘤（LBCL）的治疗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历史上，标准治疗包括挽救性化疗（SC），随后对化疗敏感的合格患者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（ASCT）。然而，这种方法对原发难治性疾病（PRD）或早期复发患者的疗效不佳。在SCHOLAR-1研究中，该人群的2年OS低于20%。
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（CAR-T）疗法改变了R/R LBCL的治疗模式，并越来越多地在治疗早期阶段使用，导致治疗方案发生了重大转变，其中复发时间（TTR）已成为治疗选择的关键因素。
原发难治性疾病（PRD）和早期复发是复发/难治性（R/R）大B细胞淋巴瘤（LBCL）中公认的不良预后因素。
在当代，尚不清楚复发时间（TTR）是否仍能在不同治疗线中（包括CAR-T治疗后）进行风险分层。
因此，该研究评估了TTR在整个治疗轨迹中的预后影响。对接受治疗的R/R LBCL患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（2017-2024年，随访至2025年1月）。
符合条件的诊断包括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（DLBCL），包含原发纵隔B细胞淋巴瘤；高级别B细胞淋巴瘤（HGBL），定义为形态学上或存在MYC和B细胞淋巴瘤2（BCL2）和/或BCL6重排；以及转化性非霍奇金淋巴瘤（tNHL）。如果患者有一线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疾病的确诊日期，则纳入分析。
患者根据一线治疗后的TTR进行分层：PRD（稳定/进展性疾病，或复发<3个月）、早期复发（3-12个月）、12至24个月和>24个月。在396例患者（中位年龄58岁）中，170例（43%）为PRD。
二线治疗缓解与生存结局
接受铂类或中枢神经系统（CNS）定向治疗患者的客观缓解率（ORR）为63%，其中TTR>24个月患者的ORR为81%显著高于PRD患者（ORR为50%）、TTR为3-12个月患者（ORR为60%）和TTR为12-24个月患者（ORR为68%）。
接受ASCT的比例也随TTR延长而增加：PRD（ORR为45%）、TTR 3-12个月（ORR为58%）、TTR 12-24个月（ORR为67%）、TTR>24个月（ORR为80%）。
中位随访时间为32个月；260例患者（66%）在首次复发后出现疾病进展，166例（42%）在随访期间死亡。
2年OS1（从首次复发时间开始计算的总生存期）率为60%，中位OS1为45个月。TTR为12-24个月患者中位OS1为58个月，TTR>24个月患者中位OS1未达到。
在接受ASCT的患者中，按TTR分层的5年OS1为：PRD为51%、3-12个月为63%、12-24个月为58%、>24个月为71%。
TTR作为独立预后因素，TTR与OS1显著相关；与TTR>24个月的患者相比，PRD和TTR 3-12个月患者的OS1显著更差。TTR 12-24个月无显著差异。
三线治疗缓解与生存结局
在三线治疗中（n=260），219例（84%）被考虑接受CAR-T治疗，其中188例接受了单采，157例（72%）最终接受了CAR-T输注（34例接受了tisa-cel，123例接受了axi-cel）。
在其余第二次复发的患者中，66例（25%）未接受任何治疗，未接受CAR-T治疗的患者具有更多不良临床特征。其他人接受了替代疗法。
总体2年OS2（从第二次复发开始计算的生存期）率为40%，中位OS2为11个月。
与TTR>24个月相比，PRD和早期复发仍然与OS2显著相关，而TTR 12-24个月则无显著关联。
三线治疗结局因治疗方式而异。接受CAR-T治疗患者的总体中位OS2为38个月，而接受基于泊洛妥珠单抗方案治疗的患者为4.9个月，接受其他治疗的患者为4.8个月，未接受治疗的患者为1.7个月。
2年OS2估计值：CAR-T治疗为58%，基于泊洛妥珠单抗的治疗为33%，其他治疗为6.9%，未治疗者为6.6%。
早期与晚期复发对三线CAR-T治疗后结局的影响
在接受三线CAR-T治疗的患者中（n=157），大多数为12个月内早期复发（n=114 [73%]），而43例患者（27%）在一线治疗后>12个月出现疾病复发。
输注后3个月内，ORR为72%，包括43%的CR率，早期与晚期复发患者之间的缓解分布无显著差异。
在从CAR-T输注日期开始的界标分析中，总体2年OS和PFS分别为59%和40%。按一线治疗后复发时间分层，早期复发的2年OS为54%，复发≥12个月为62%。
总之，PRD和早期复发仍然是R/R LBCL中的独立预后因素，在跨治疗线（包括三线CAR-T治疗后）中均观察到较差的结局。
这些发现表明，复发动力学在当代实践中仍然能够对结局进行风险分层，并为解读现代治疗环境下不同治疗场景的结局提供了基准。这些发现强调需要早期识别高风险患者，并制定风险适应的前线策略以预防早期治疗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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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